郑建君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李璐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公共政策系副教授。

摘要：我国现行制度优势已转变为政府治理效能,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对个体安全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如何? 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视角出发,基于对31个省份330个地级市的10320份调查数据,分析省市层级的政府治理效能对个体层面公众安全感的影响,并研究省市层级的政府权威与个体社会信心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公众的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其安全感,政府权威与社会信心在其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且存在政府权威到社会信心的链式中介作用。由此可见, “善治而民安”。本研究结果为我国现行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拓展了现有安全感与政府权威研究,对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与公众安全感体验,发挥现行制度优势,实现 “善治”,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政府权威;社会信心;公众安全感;链式多重中介

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稳定与提升,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体现,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我国现行制度优势已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政府治理效能,治理使生活更美好也已成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共识。良好的治理在有效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同时,能否提升其安全感?政府治理效能以何种途径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厘清政府治理效能对人民安全感的作用机制,为切实提升人民安全感提供治理路径。

安全感是“个体所具有的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心理诉求与体验,不仅体现在对当下生存现状的无忧、可控,还表现在对未来自身及整个国家、社会的信心和可见预期”。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既来自个体的需求与期望能否得到满足,也来自对社会治安、公共安全、经济民生、政治秩序等社会因素可控性的感知。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安全感的概念构建、测量与现状描述,或关注安全感的个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而从政府层面分析治理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的研究证据,则相对缺乏。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效能对幸福感及民众满意度与社会心态的积极影响,有关政府治理效能对安全感的影响及其机制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论证。

政府治理效能感知,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结果的主观评价,也可看作公众感知到的治理环境信息。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指出,个体的社会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受所处环境信息的影响。据此,作为政府治理产生的重要环境信息,个体所感知到的政府治理效能的状况也会对其社会认知乃至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民众的安全感。善治而民安,在政府治理效能愈发重视政府施政的治理效果前提下,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既能够使个体感受到政府对民众需求的有效回应,也能够使个体感知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可控性信息,有助于提高民众的安全感。此外,善治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善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民众在感知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过程中能够增加对政府治理的参与感,并在其中形成良性互动,了解政府作为权威主体的治理能力与有效运行,建立对政府权威的认同与信任,形成对政治制度与政策稳定性的良好预知,提高社会信心,进而产生安全感。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民众对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感知,最终能否真正转化为民众个体的安全感这一问题,同时探讨了政府权威与社会信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对公众安全感的意义

治理效能是政府治理的结果,体现了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的需求与期待,而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是公众对当下政府治理效果的主观评价。如果公众感受到政府治理效能提升,说明政府治理的效果释放出积极信息,公众得到政府治理效果向好的信号,对政府治理效果的期待得以满足,为公众评价政府形象及政府治理效果提供了有效信息。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态度及行为受到个体所处环境及个人过往与当前行为的共同影响。一方面,环境信息为个体感知环境因素提供信息来源,特别是在面对复杂信息或不确定性信息时,环境中的有效信息为个体感知环境提供信号;另一方面,环境信息为个体形成社会认知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个体的社会认知。当个体在环境中或过往经验中感知到积极信息时,会对所处环境形成积极的认知与预期,进而生成相对积极的态度;反之,亦然。

有关政府治理效能的感知,可以看作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环境信息的认知结果反映。从信息来源的角度而言,在不充分信息的前提下,公众想要了解政府治理情况与治理效果,主要基于对治理效果的感知来提取有效信息。如果公众感知到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会形成对政府形象及政府治理效果的积极评价。特别是当治理效能与公众自身诉求相符时,民众自身需求得到满足,不仅使其满意度得以提升,同时也有益于其积极社会态度的形成。另一方面,从环境信息构建个体社会认知的角度而言,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本身作为一种环境信息来源,其所提供的正向信息,使公众在向好的变化中进一步形成积极的社会认知与社会态度。综上,公众关于政府治理效能的良好评价以及治理效果向好变化的感知,共同构建了其积极的社会认知,从而形成其积极的社会心态与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公众安全感作为重要的社会心态,建基于对当下美好生活的无忧以及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从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中,公众获得了对良好政府治理效能以及持续向好变化的感知,安全感因而得以提升。

(二)政府权威的中介作用

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提供了公众对政府治理效果进行评价的信息依据,同时影响着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形成。作为政府形象的重要方面,政府权威在治理效能提升中得以进一步巩固。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是政府自身治理能力与政府权力有效运行的共同体现,彰显了制度优势与政府政策制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加强了政府的主体权威性。公众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中,感知到自身需求的满足,也了解到政府治理的参与性、回应性与透明性特点,加深了公众对政府“善治”局面的认可,形成对政府权威的信任,将政府视为保护公共利益的主体,相信政府可以避免利益分化造成的公民个人利益损失,进而加强了对政府权威性的认同与支持。

与治理效能提升相对应的政府权威形象以及公众对政府权威性的认同,能够促使公众感知到更多有关政府治理能力与有效运行的信息,从而相信政府权威能够有效保护公共利益,不仅产生对未来的积极预期,同时也减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形成安全感。换言之,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在满足公众需求的同时,提升了政府的权威形象,使公众从中感受到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性与可靠性,从而加强了公众的安全感体验。

(三)社会信心的中介作用

社会信心是人们对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以及个体层面个人发展机会等事项的预期与判断。社会信心,既来自民众对国家及社会发展的预期,也来自其对自身发展需求能否实现的期望。一方面,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为民众了解国家及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正面信息,民众基于正面信息做出判断,形成对未来社会福利与政治发展的良好心理预期,从而对其社会信心予以强化。另一方面,公众对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感知,也源自其自身期望的满足或实现,这一积极信号会加强民众对未来需求持续得到满足的信心,从而形成民众对个人未来发展的信心。一旦民众形成对当前社会与个人发展状况的积极判断,在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预测时,会以当前信息为参照,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评价与更少的焦虑体验,形成对当下与未来的安全感。

(四)从政府权威到社会信心: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政府权威形象的建立,是民众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运行状况的一种认同,是民众相信政府在施政过程中能够保护公众利益、满足公众期望的一种反映。而民众的社会信心,源自对政府治理效果与国家社会发展的积极预期,以及个人未来发展的良好期望。因此,政府权威提升所彰显的制度与政策优势带来民众对政府“善治”局面的认可,增加民众的社会信心。由此推断,在政府治理效果提升对安全感的作用中,存在从政府权威到社会信心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理论假设,得到如图1所示理论模型。

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

项目组借助全国性调查平台,采用网络调查的方式,面向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0个地级市进行数据收集。因网络调查无法事先选定随机化样本,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项目组数据采集执行团队持续跟踪回收数据的地域分布及人口基本特征分布情况,并根据问卷回收情况实时调整发放目标群体,以保证最终收集到的调查样本所在地区和年龄分布情况与人口普查数据保持一致,进而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最终共收集有效数据10320份。在这些有效数据中,除西藏的样本量为32份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样本量介于59至821份之间(每个省级单位约有333份样本)。在所有受访者中,样本平均年龄为31.543岁,年龄范围从18岁到72岁;在性别分布方面,男性5658人(占比54.826%),女性4662人(占比45.174%);在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1094人(占比10.601%)、“共青团员”3148人(占比30.504%)、“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115人(占比1.114%)、“群众”5963人(占比57.781%)。其他人口学指标的具体分布和比例,如表1所示。

（二）变量测量

1．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

关于受访者的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情况,结合调查实施背景,选定面对特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地方政府治理效能,采用自编的10道题目予以测量,以考察公众对当下具体治理内容的效果改善评价,题目如“维持市场物价平稳”等;问卷采用十点计分,从1到10对应当下治理绩效较之前提升的程度,数字越大表明改善程度越大。计算所有题目的得分均值,分数越高表示治理改善效果越明显。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93(远高于0.7);复核效度检验结果显示:χ2=1320.313,df=35,CFI=0.969,TLI=0.960,RMSEA=0.060,SRMR=0.025,题目载荷在0.614～0.727之间。

2．安全感

关于安全感体验,采用郑建君编制的调查问卷,该测量工具采用七点计分,从1到7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最终将所有题目得分加总取均值。安全感量表共计9道题目,分为即时性和预期性两个维度,即时性维度题目如“我的生活环境、交通状况是安全的”,预期性维度题目如“我相信自己或家庭收入会稳定增长”。分析结果显示,即时性维度(4道)和预期性维度(5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11、0.706,问卷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29;对于该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复核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拟合指数表现良好,χ2=1328.146,df=26,CFI=0.945,TLI=0.924,RMSEA=0.070,SRMR=0.032,题目载荷在0.509～0.657之间。

3．政府权威

参考崔雪峰关于政府权威内涵的研究分析,采用郑建君等人在研究中使用的量表对公众的政府权威评价进行测量,量表由6道题目组成,如“我们的政府表现出极高的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共计一个维度,采用正向六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到6分。计算所有题目的得分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受访者对政府权威的感知评价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13;结构效度复核检验结果显示:χ2=956.570,df=9,CFI=0.946,TLI=0.911,RMSEA=0.101,SRMR=0.035,题目载荷在0.603～0.710之间。

4．社会信心

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全面了解公众社会信心,本研究参照郑建君等人开发的量表,从政治、经济、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公众所持有的社会信心进行测量,量表共8个题目,如“我们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和潜力”“我国公民的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将会稳步提升”等。问卷采用六点计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到6分。计算所有题目的得分均值,分数越高表示其社会信心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15;结构效度的复核检验结果显示:χ2=930.060,df=20,CFI=0.955,TLI=0.936,RMSEA=0.066,SRMR=0.030,题目载荷在0.560～0.671之间。

（三）统计分析策略

如图1所示的变量关系假设模型,基于“2→(2→1)→1”结构,本研究构建了跨层级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其中,除第二阶段中介变量“社会信心”和结果变量“公众安全感”为个体层级变量外,将前因变量“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和第一阶段中介变量“政府权威”设定为省市层级变量。实际的数据处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设定的高阶变量进行聚合操作,计算各省级行政单位内(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个体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和“政府权威”两个变量上的得分均值,继而形成省市层级变量;聚合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的Rwg为0.961(>0.7)、ICC(1)为0.101(>0.05)、ICC(2)为0.777(>0.5),“政府权威”的Rwg为0.924、ICC(1)为0.091、ICC(2)为0.757,高于经验标准,表明两个变量均具有较高的组间差异与内在一致性,对两个变量的聚合操作符合测量学对其适用性的基准要求。二是基于个体层级进行区分效度及同源偏差检验,并对核心变量和人口统计学指标进行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确定控制变量。三是对前因变量和两个中介变量进行总均值中心化处理(Grand-mean Centered),将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MSEM)和贝叶斯置信区间估计相结合,对第一阶段中介变量(省市层级)和第二阶段中介变量(个体层级)构成的跨层级链式多重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并对跨层级的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值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与同源偏差检验

为检验本研究核心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基于个体层级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所关注的四个核心变量,明显分属于不同的构念。在四因素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四个备选竞争模型: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和政府权威合并为一个因素后,模型A由三个因素构成;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素后,模型B由三个因素构成;将政府权威和社会信心合并为一个因素后,模型C由三个因素构成;将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政府权威和社会信心三个因素合并后,模型D由两个因素构成。从表2结果可知,四因素基准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表现最佳。

同时,为排除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对模型检验结果可能造成的严重干扰,采用两种统计方式予以检验。一是基于Harman单因素法,对用于测量四个变量的33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目汇聚在五个因子上,且首个因素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35.416%(低于临界值40%);二是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包含有33道题目的单一维度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明显劣于基准模型和四个备选竞争模型,χ2=9049.605,df=54,CFI=0.876,TLI=0.849,RMSEA=0.127,SRMR=0.053。由此可知,本研究基于共同方法而形成的同源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二) 描述统计结果

对本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核心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等结果见表3。具体来看,四个核心变量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年龄、性别、学历、年均收入以及户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均与结果变量表现出显著的相关关系,结合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在后续检验中拟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三)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对公众安全感影响的跨层级检验

对于本研究所设定的跨层级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采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置信区间估计进行检验。将年龄、性别、学历、年均收入、户籍类型等人口学变量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结果显示(见表4):第一,在个体层级上,社会信心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安全感(γ=0.833、p<0.001)。第二,在省市层级上,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显著正向影响政府权威感知评价(γ=0.544、p<0.001)。第三,在跨层级上,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社会信心(γ=1.923、p<0.001)和安全感(γ=0.282、p<0.01),政府权威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社会信心(γ=0.652、p<0.001)和安全感(γ=0.490、p<0.01)。第四,在跨层级上,“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通过公众的政府权威感知影响其安全感”这一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264(p<0.01、95% CI[0.093,0.472]);“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通过公众的社会信心影响其安全感”这一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1.602(p<0.001、95%CI[1.101,2.235]);“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依次通过公众的政府权威感知和社会信心影响其安全感”这一路径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显著,其效应值为0.294(p<0.001、95% CI[0.198,0.408])。第五,在本研究所构建的跨层级链式多重中介模型中,总效应显著(效应值为2.452、p<0.001、95% CI[1.944,3.026]),总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2.170、p<0.001、95% CI[1.679, 2.751]);同时,“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通过公众的政府权威感知影响其安全感”和“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通过公众的社会信心影响其安全感”这两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差异显著,二者的差异值为-1.338(p<0.001、95% CI[-2.035, -0.757])。

研究结论与讨论

治理的目标是善治,政府治理通过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个体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需要。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探讨政府治理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机制。通过跨层次分析发现,省市层级的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对个体层面的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政府权威与社会信心在其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且通过政府权威到社会信心的路径传递。由此可见,“善治而民安”,政府治理效能提升,能够明显提升个体的安全感,提高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感知。我国现行制度优势不仅可以转变为政府治理效能,而且基于制度优势带来的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感知。与此同时,政府权威形象得以巩固,并更易为民众所接受,进而提振公众社会信心并加强其安全感体验。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丰富政府治理效能与安全感相关研究,也为政府治理提升民众美好生活感知提供了实践路径。

(一)理论贡献

与既往研究相比,本研究将政府治理效能与个体安全感相联结,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

第一,基于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我国现行制度优势不仅可以转变为政府治理效能,而且其带来的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体验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研究从信息加工理论出发,为制度优势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转化机制提供了理论解释。

第二,本研究丰富了现有关于安全感影响机制的研究认识。研究发现,省市层次的政府治理效能对个体层面安全感产生积极影响,这一跨层次的研究发现更符合现实政府治理情境,同时丰富了现有安全感研究。如前文所述,现有安全感研究多关注其内涵、现状描述或从个体差异等个体层面探讨影响安全感的因素,但缺乏对更高层面的政府治理能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安全感的机制研究。本研究从政府治理效能的角度,证实省市层面的政府治理效能,能够通过建立省市层面的政府权威,提振个体的社会信心这一路径提升个体安全感体验。这一链式中介作用为安全感影响机制的确认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基础,也为安全感提升的实践路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实践启示

在当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时代要求下,本研究提供了通过政府治理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实现路径与实践参考。

首先,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重视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效能的感知。已有研究证实,公众参与政府公共活动,可以提高其对政府的理解与支持,提高个体获得感。在网络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与公共活动的方式更为多样,民意表达也更为顺畅。为此,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政府应愈发重视民众网络参与及民意表达,加强并完善公众参与基层治理机制,拓宽参与渠道,针对不同群体使用习惯及参与特点,实施多种场景的差异化参与策略。积极回应不同群体的诉求,使民众通过参与基层治理,充分获悉政府治理效能的具体信息,从而增强其对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感知,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并从中感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其次,研究结果表明,在提升民众安全感的过程中,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巩固了政府权威的主体地位,使民众认同政府权威的治理能力与有效运行,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论一致。因此,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政务平台建设、帮助民众了解政府治理信息等方式,可以使民众更加认同政府权威,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再次,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感知能够使民众形成对制度优势的充分信任,并对政策稳定性与政策执行效果形成正向评估,从而提振民众社会信心,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氛围,进一步突显政府治理效果,形成社会治理的正向循环。因此,政策制定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从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出发,以改善社会治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的正向循环,从而在构建积极社会心态的同时,不断提升治理水平,实现真正的“善治”。

(三)研究展望

本研究明晰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个体安全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拓展了现有安全感与治理效能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研究基于横向网络调查数据得出结论,虽然跨层次分析的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设,但横向调查自身的缺陷导致无法验证作用机制中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利用纵向追踪调查、实验研究等方式进一步验证。第二,研究中关注政府治理效能感知的整体概念,未区分政府治理的具体方面。而不同方面的政府治理效能,如社会治安、生态安全等,对政府权威形象及个体社会心态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一差异性效果,了解公众关注的政府治理信息,从公众的需求与期望出发,更为精准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第三,公众的安全感及社会心态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政府治理效能对不同群体产生的效果可能受其认知水平与所处环境的影响。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所产生的效果是否存在群体差异,并进一步聚焦政府治理不同方面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从而更为精准地提升社会治理效果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感知,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