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泽一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博士研究生。

郑建君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摘要：数字技术革命正在重塑社会结构与国家治理体系，信息是阐释国家能力演变、治理形态迭代的核心基础变量。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迭代，是技术禀赋、社会形态与治理需求动态适配的结果。农业时代碎片化信息催生依托地方中介的维持型治理，工业时代结构化信息塑造科层主导的管理型治理，数字时代可计算数据流推动双向赋能的协同型治理。数字化转型在提升治理精准性的同时，也衍生出算法伦理、科层张力、数字权力规制等全新治理难题。如何以法治框架规制数字权力的运行，在科层组织的封闭性与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之间寻求制度平衡，是数字时代国家能力建构必须跨越的核心命题。

关键词：数字技术;信息基础;国家治理;国家能力;国家信息理论

目前，数字技术正重塑着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并深刻影响国家治理变革，数字时代下的信息系统凸显了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信息的获取皆依托于当时技术条件下产生的特定数据形态，历次技术革命与国家能力之间在演进中互动，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形态。可以说，信息既是国家能力产生的基础机制，也是国家治理实践的基本要素，其本质是为国家提供有助于识别、理解和干预社会的事实性材料。在治理实践中，形势判断是否准确，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取决于国家汲取、处理信息能力的强弱。

学界围绕信息与国家能力形成了丰富研究成果，如韦斯提出国家内部信息能力概念，后续出现国家认证能力、国家监测能力等概念；吉登斯将信息视作现代脱域与行政监控的核心载体；布兰博尔系统建构并量化国家信息能力，带动信息视角下国家能力研究发展。吕俊延等国内学者进一步梳理技术迭代驱动国家信息能力演进逻辑。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信息理论逐步成型，以信息论阐释国家运行、政治互动与内外信息交换机制，信息与权力紧密相关且相互依赖，其本身就具有依附性、非对称性等特征，信息的生产、传播和解释依赖国家及其权力话语在社会中的支配性地位。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强调技术单向赋能国家能力，简化了内外信息流动过程，缺失对能力演化深层结构动力的讨论。实际上，国家信息能力并非技术单向演化的产物，还受对应时代治理需求约束，治理目标直接决定信息汲取模式与层级信息管控逻辑。为此，本文以国家-社会横向互动、科层内部纵向交互为双线索，搭建“技术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治理要求”三维框架，对比考察各历史阶段治理信息基础的演变，厘清技术经由信息基础作用于国家能力的复杂机制，丰富信息视角下的国家治理研究。

一、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纵向的国家内部信息交互与横向的国家-社会间信息互动，构成了分析国家治理的信息过程的两条基本主线。在科层制结构中，政府内部部门间的信息交换、层级间的信息监督与问责，构成了国家治理信息过程的纵向主线，是保障科层体系有序运转的核心支撑。同时，既有研究也指出“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信息的分散性，国家天然面临着“读懂社会”的难题，国家与社会间的信息汲取与双向互动便成为横向主线。从结构视角来看，横向层面国家-社会间的认知壁垒与纵向层面科层体系中的委托-代理成本，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核心信息约束。

然而，既有文献从信息视角探讨国家治理变迁时，多将重心置于国家信息能力或“国家视力”的演进上，倾向于将信息简单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重点考察国家获取、处理信息手段的升级。这就忽略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始终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客观存在的信息基础。为准确揭示信息在技术、社会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中介功能，本文将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界定为：在特定历史阶段，由技术水平、生产生活方式与治理要求共同塑造，关于社会事实认知材料的形态特征、生成机制与分布结构的总和。需要严格区分的是，信息能力是国家为达成治理目标而展现的主观建构与制度性手段，而信息基础则是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客观结构性约束。国家“读懂社会”的能力演进，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制与不断演变的社会信息基础之间持续互动、动态适配的过程。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本文构建“技术条件-生产生活方式-治理要求”的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这三个维度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围绕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生成与演变相互作用，为解读不同社会形态下国家治理的信息逻辑提供了立体化分析视角。其中，技术水平决定了信息基础的物理形态与处理边界，生产生活方式塑造着信息基础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分布，治理要求则形成了国家能力的建构方向与主观约束，三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嵌合、共同作用，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的整体结构。技术条件作为信息生成、传递与处理的基础条件，直接决定了信息形态。在技术水平较低时，信息以较为原始的物理形态呈现，客观上形成了国家认知社会的物理屏障。而当技术实现关键性跃迁后，信息的载体形态发生改变，进而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迭代，引发社会复杂性的提升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在不同社会形态下，人际互动模式的更新会使社会信息的分布更加复杂和离散。生产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与要求，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与主要任务。国家与社会间的横向信息互动和纵向科层系统内的交互强度也由此得到重塑。

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是对客观信息基础的被动适应与主动重塑。基于这一框架，本文不再把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与数字时代视为简单的历史分期，而是将其作为三种在技术条件、生产生活方式与治理要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的社会形态加以分析，考察和比较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信息基础差异及其对应的国家信息能力形态构建(见表1)。

二、农业时代：碎片化、情境化的信息基础与维持型治理

在农业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受制于低度发展的技术条件和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结构。相较于后续社会形态，这一时期的社会信息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情境化与非标准化特征，面对客观的结构性约束，农业国家以维持统治秩序为核心治理要求，在横向汲取与纵向控制两个维度上，发展出与其信息基础相适应的治理机制。

（一）技术条件与小农经济塑造的碎片化信息基础

农业时代的技术水平与生产生活方式共同界定了信息基础的底层面貌。从技术条件看，该时期的物理性技术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信息载体、传递方式与处理手段均呈现出原始性特征。尽管文字的出现、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等成为重要技术节点，但总体上信息载体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早期的信息载体仅能服务于少数统治阶层，信息传递依赖人力驿站、烽火台等物理网络，覆盖范围有限且受地理与自然条件限制，跨区域信息传递时效性差、损耗率高，这种技术局限导致国家难以形成稳定的标准化信息流通体系，直接造成了国家对基层社会基础信息的缺失，影响了国家征发赋税徭役、进行社会控制的基础行政职能。

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塑造了社会信息的结构形态。农业社会人口高度固着于土地，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形态呈现高度分散化与地方化特征。此时的社会结构以家族和村落为单元，社会互动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信息生产与知识传播被限制在精英阶层内部并形成封闭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普通民众多被排除在信息和知识生产之外。整体来看，分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农业社会的信息互动呈现出被地域隔离的碎片化、地方化和情境化特征。信息主要在熟人网络中流转，以非正式、经验化的方式存在，缺乏标准化、系统化的记录，国家难以直接进入基层社会获取和更新信息，不能全面掌握社会运行的整体结构与微观动态。

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外国家在这一时期都不同程度面临“读懂社会”的限度难题。中世纪的欧洲封建主义国家因“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有的土地及产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而行政权威非常有限，在政治结构上具有较大的离散性。统治者只能依赖教会和贵族来收集信息，而这些中间代理往往会向统治者选择性地报送，隐瞒地方真实情况。古代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走向了一条相异的路径，“政治上的早熟”使得其摆脱封建诸侯等地方性权力，能够通过官僚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郡县。然而，正式性的国家权力体系只能止步于此，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地方原生权势依然起着支配作用，基层的“板结社会”仍旧阻隔着国家权力的垂直渗透，中央政权只能通过“双轨政治”间接统治基层。

（二）横向机制：统治维持型的治理要求与间接性社会汲取

面对碎片化与情境化的社会信息基础，农业时代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系政权存续与基本社会秩序，这需要社会为其提供基本的经济和财政保障。受小农经济依赖稳定环境的影响，此时社会对国家的主要要求是能为民众提供生存的基本保障与秩序环境。这种偏向防御性和维持性的治理要求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的信息流转呈现出单向化特征，社会极少有获取国家信息的诉求，而国家则集中关注土地和人口数据等核心资源信息，不太关心其它的社会细节信息。

统治维持型的治理要求决定了国家在横向信息互动中采取选择性汲取与间接认证的制度安排。由于缺乏能直接穿透基层社会的物理性技术，此时的国家更多依赖组织性技术来实现社会控制，即尝试通过宗族、乡绅、里甲、贵族等宗法血缘与地方精英网络，实现对社会信息的间接收集与传递，形成“国家-中间代理-基层社会”的层级链条，以让渡基础信息收集权的方式弥补物理技术能力的不足。为维系政权统治与宗教正统性，采用中间代理与简约治理的国家还需要低成本又高效的手段来使社会减少反抗并自愿接受统治。为此，农业国家利用自身在信息生产与传播上的绝对垄断地位，通过生产并传播天命观、帝王崇拜等知识和共同的历史叙事来创造官方意识形态。这种认同能力巩固了农业国家的政权统治，维持了农业社会的秩序稳定，在维系统治合法性、降低治理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纵向机制：克服委托-代理损耗的科层防壅蔽设计

为保证有限的社会信息能够转化为有效的治理决策，农业国家同样需要在纵向维度上进行严密的信息控制。此时，国家内部的信息互动以服务统治目标为导向，统治者的主要精力聚焦于保证纵向信息流转渠道的畅通，以实现对官吏的监视并巩固其统治。

古代中国通过官僚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郡县，但这种长链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低效的技术条件下，极易引发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层级间的信息损耗。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传递以文书往来为核心，中央通过诏令、奏章获取地方信息，地方通过驿站逐级上报，这种方式信息损耗和失真的风险很高。鉴于此，统治者为了防范壅蔽、穷尽实情，确保中央决策依据的真实性与政令贯通，会特别注重下情上达渠道的畅通。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在纵向信息流转渠道的建设上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源，既在行政体系内部设置文书、巡视、察访等来完善信息传递体系，也通过“广植耳目”的非制度化方式来直接收集信息。为防止地方欺瞒诞谩，中央政权普遍设立了直接受中央控制的巡察台等监察机构，并建立查卷宗、观风谣、察民情等相应的巡视纠察制度，以确保中央命令的贯通和官僚体系的忠诚。

由于农业国家汲取的信息主要集中于人口、土地、赋税等核心资源领域，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动态的整体把握有限。这种信息基础虽然能够支撑基本统治秩序，却难以应对社会复杂性提升所带来的治理挑战。随着人口增长、商品交换扩大以及社会分化加深，农业时代既有的信息机制逐渐显现出不适应性。信息损耗失真与治理滞后等问题不断积累，为后续技术条件的跃迁和国家信息能力的重构提供了内在动力。

三、工业时代：结构化的信息基础与管理型治理的扩展

工业时代是现代民族国家基础性权力得以确立的关键时期。伴随物理技术的跃迁与资本主义大分工，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突破了地方依附性，呈现出结构化、脱域化与规模化的全新特征。面对资源深度动员与复杂社会管理的扩展型治理要求，现代国家在横向上试图通过直接认证机制重构对社会的“清晰性”，在纵向上则高度依赖韦伯式科层制进行信息的制度化处理，但也由此陷入了科层制的结构性困境。

（一）技术跃迁、复杂社会与信息基础的结构化演变

工业革命推动了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铁路、公路网络提升了信息载体的运输效率，电报、电话等技术实现了跨区域即时通信，信息传递速度发生革命性变化。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科层制作为组织性技术逐步取代传统的人身依附结构，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运作方式。在科层制体系中，信息脱离了地方精英垄断，嵌入到标准化程序中进行制度化生产与流转。依托专业化分工、标准化流程和层级化监督，这一时期的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统计系统，使得社会信息汲取的范围从农业核心数据扩展到工业生产、城市管理、国际贸易等领域。国家对社会的认知开始由经验判断转向基于数据的系统性研判，信息处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常规职能。

工业化进程导致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并由此重塑了社会信息的生成结构。机器化大生产使得人口大量向城市聚集，新型组织形式颠覆了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手工业生产形态。区别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展现出流动频繁化、关系复杂化、分工细致化等全新特征，导致这一时期的社会信息分布也呈现出规模化、复杂化、跨域化的特征。随着教育普及和大众媒体的出现，信息生产与传播逐渐突破精英垄断以及熟人网络，工业社会内部的信息互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信息交流的频率和密度得到显著提升。信息的多元性和共享性也为政治参与开辟了通道，普通民众开始通过政党、利益集团参与政治互动，民主化的政治结构有了实行的必要和可能。全新的社会形态与信息结构对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提出了挑战，人口流动、劳资关系、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全新的社会问题也超出了地方治理的范畴，国家治理面临着新的期望与要求。

（二）横向机制：扩展性的治理要求与社会清晰性的直接建构

面对复杂化与规模化的信息基础，工业时代国家的治理要求发生了根本性扩展。15世纪到17世纪现代国家体系形成之初，国际社会开始形成共识：“国家应该为每个社会提供主要的(如果不是所有的)游戏规则”。组织社会生活秩序、强化社会控制、解决跨区域公共问题，新的治理要求需要现代国家具备更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强大国家能力的建构，需要国家具有更强的信息汲取和处理能力。

前现代国家高度依赖中间代理群体进行间接治理，导致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与失真，易引发地方势力的“俘获”现象。为克服社会复杂性带来的治理瓶颈，现代国家在横向信息机制上进行制度重构，逐步摒弃对地方中间代理的依赖，转而确立直接诉诸微观个体的认证体系与标准化的行政监控网络。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专业统计机构、推行统一的标准化度量衡，以及广泛实施人口普查、地籍测量、财产登记与企业注册等行政程序，工业时代的国家建立了高颗粒度的信息提取矩阵。这些工具和程序的核心功能在于消除地方性与经验性的模糊地带，将原本复杂性、异质性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国家行政视野内可被分类、检索与计算的结构化数据与表格，让社会结构变得对国家“清晰可见”。

这种横向数据汲取本质上是国家基础性权力向基层深度渗透的过程。标准化信息的精准掌握使得国家权力能够越过中间阶层，直接触达治理对象，进而将潜在的信息收集能力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资源汲取与宏观调控能力。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对社会的认知模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基于经验习惯向基于客观数据和工具理性的现代政治转型，确立了基于韦伯式官僚制理性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

（三）纵向机制:专业化科层组织与委托-代理长链条下的信息损耗

为处理横向汲取的海量结构化信息并贯彻国家意志，工业时代的国家确立了法理型权威主导的韦伯式科层制。在国家内部，科层制组织走向专业化与规范化，不同层级和部门职责各异，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回应工业时代社会治理中的诉求与问题。通过专业化分工、非人格化规章制度与层级节制的命令体系，国家将社会信息嵌入行政程序，实现了行政监控常规化与信息的集中汇聚。然而，在应对庞大的信息基础时，科层组织也不可避免出现了国家能力的损耗与纵向结构的张力。

在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层级越多，信息传递链条越长，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就越高，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将更深。这种信息不对称给科层制两端均带来难题。一方面，中央政府因信息流失难以全面了解地方的政策执行情况，导致任务在层层下达后出现政策理解和执行的偏差。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导致上级控制过度强化，影响乃至扭曲了基层政府的工作逻辑。有研究指出，在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中，应对上级政府的考核和检查成为了重要内容，督查与迎检间的互动甚至演化为一种独特的长期性策略行为。此外，科层制的纵向局限性还体现在结构与技术两个维度。在结构上，横向部门分立和业务分割导致信息处理标准不一，形成“信息孤岛”，大幅提升跨领域整合与协调成本。在技术上，信息处理高度依赖人工统计，收集的多为周期性静态数据，难以捕捉社会动态变化，导致国家决策往往滞后于社会现实。上述局限表明，工业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虽然较农业时代已有质的飞跃，却因信息收集的不对称、流转处理的封闭与低效，仍无法完全消除国家治理中的不确定性。这种状态既为数字时代的信息革命埋下伏笔，也揭示了国家信息能力演进的渐进性与复杂性。

四、数字时代：可计算的信息基础与协同型治理机制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集中表现为信息形态、生成机制与处理方式的系统性变迁。面对复杂社会风险与协同治理的全新要求，国家不再仅致力于克服信息匮乏，而是试图在数字空间中重构对社会的“清晰性”，由此推动国家信息能力的重心调整与治理模式的再组织。

（一）数字转型与信息基础的可计算性演变

数字技术通过信息数字化、分析智能化和手段界面化重塑了信息生产、传播与处理范式，使数字时代的信息基础在广度、密度和可处理性上发生结构性变化。通过将声音、文字、图像、视频等现实世界的各类传统信息转变为二进制的数字序列，信息的复制、修改和传输的成本骤降，并催生出一系列全新的信息现实应用。信息数字化赋予信息以可计算性，将现实世界映射为可计算的数据，奠定了分析智能化的基础。以算法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处理技术，能够对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等进行实时监控、自动化分析甚至规律预测，推动治理决策由经验主导转向数据驱动。在此阶段，数字技术首次真正实现了对部分人类所承担角色的替代，而并非仅仅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同时，手段界面化将复杂的数据处理呈现为直观且人性化的交互界面，降低了数字技术的应用门槛，使其得以扩散至社会公众，深刻调整了公众的生产生活方式。

数据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并行推进，数字贸易增长迅速，数字经济迎来蓬勃发展，社会形态也开始向线上线下融合、虚拟实体映射的数字社会转型。现实世界中个体的出行、消费、社交等行为均可以数据形式被记录，企业生产、交易、管理全流程数字化成为常态。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成功将碎片化的现实社会信息转为可被计算、追溯和预测的数据流。在这种高流动性、低组织化的“数实孪生”社会中，信息互动呈现出生产去中心化、传播扁平化、流动均质化的趋势。网络社交平台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垄断，数字时代的个体既能快速获取信息，也能即时生产信息。人、空间与信息的脱域更为凸显，信息可以全天候、跨地域在个体间实现点对点传播。

数字技术驱动新型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促进了技术赋权，推动权力的结构与分配发生变革。在数字时代，信息成为至关重要的权力资源，多源信息渠道赋予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其对政府权力监督与执法规范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然而，技术能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治理能力，数字技术在扩展国家信息能力的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治理约束条件与规范议题。

（二）横向机制:从单向清晰向双向清晰的国家能力转型

去中心化、可计算的信息基础孕育了高复杂性与高不确定性的公共风险，促使国家治理的核心要求从传统的资源动员与秩序管控，升级为提供精准服务、实现敏捷响应与多元协同。在此背景下，国家-社会间的横向信息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打破了政府垄断行动者的传统科层体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都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所启发的平台机制成功内化于国家治理结构，成为主导性组织型技术。通过政务云、数据中台等基础设施，信息传递得以突破科层制壁垒，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大幅提升国家储存、整合和管理信息的能力。

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是，全新的数字世界需要建立什么样的规则与秩序及其由谁来维护？由此，建构以自身意志为中心的数字秩序就成为数字时代的国家必须具备的国家能力。全新的信息基础带来了权力弥散与技术赋权，深刻重塑了国家-社会关系。在数字时代，公众与社会组织同样获得了高效的信息工具，打破了国家对知识生产与信息发布的传统垄断。由于社会力量掌握了对公共事务进行实时监督、议程设置甚至参与决策的实质性信息资源，迫使国家必须转变单一的管理者角色，在横向上形成国家向社会开放数据、社会向国家反馈诉求的双向赋权格局。数字时代的信息在全社会层面实时流转，公共问题的治理不再仅限于精英内部，普通民众亦可通过手边的网络终端深度参与协商与决策。这种技术赋权社会的结果，要求国家进一步健全制度建设，满足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诉求。国家信息能力由此从国家渗透社会的单向工具，转化为吸纳社会参与、强化合法化能力的关键载体。

（三）纵向机制:平台化重组与科层制权威的内在张力

尽管国家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对社会的深度渗透，但信息基础的改变使得国家与社会呈现出双向即时互动的融合态势。面对信息数据量和社会复杂性的指数级增长，建设数字政府，加强信息处理能力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社会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关键依托。数字时代的信息有着海量、动态、非结构化的特征，这要求国家信息能力的重心从信息汲取转向数据清洗与价值挖掘等信息处理方面，以防止行政系统在信息超载中无法筛选出正确信息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

然而，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提升数据处理能力的同时，也引发了算法逻辑与法理型权威的内在冲突。高度依赖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决策导致“算法黑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传统行政程序的正当性、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此外，数字信息采集的安全风险、算法效率与伦理公正之间的冲突、以及“数字鸿沟”带来的信息不平等，构成了技术创新与治理风险的共生挑战。

同时，国家权力在数字时代也面临过度扩张的风险。随着治理范围与事项的扩大，国家在行政效率追求和权力扩张冲动下，可能将数字技术转化为全面彻底的数字控制，抑制社会活力与自治能力，背离“国家社会共同成长”的愿景。另一方面，在创新导向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家相较于社会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往往在新的经济业态和社会形态形成后，才能应激性地做出反应。前瞻性不足、行动迟缓以及技术人才与资源向外部企业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在技术领域的劣势。因此，如何以法治框架规制数字权力的运行，在科层组织的封闭性与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之间寻求制度平衡，是数字时代国家能力建构必须跨越的核心命题。

五、结论与讨论

信息基础是理解国家治理模式演进的核心线索，技术条件的变迁并不直接决定国家信息能力的强弱，而是通过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演变、治理要求的演进一起重塑信息的形态结构、分布形式与处理能力，进而影响国家读懂社会的方式与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所面对的信息基础具有显著差异。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并非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信息基础变化与治理需求调整共同作用的产物。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是细化和丰富了对国家信息理论与国家信息能力的研究。既有研究多将信息基础视作已知的背景条件，缺乏系统讨论。结合既有研究论述，本文将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界定为技术水平、生产生活方式与治理要求共同塑造的客观结构性约束，将其与国家信息能力进行严格区分。二是以信息为核心分析线索，基于国家与社会间的“横向信息互动”与国家内部的“纵向信息交互”的结构，构建了“技术水平-生产生活方式-治理要求”的三维分析框架，从而形成了对国家治理信息基础的立体化解释。三是超越了单一维度的制度变迁叙事，将治理转型置于更为根本的社会形态演变之中，系统考察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与数字时代信息基础的历史演变和相应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逻辑，为理解数字时代国家角色的重塑提供了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思考。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信息的生产与流通方式，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这为政治学领域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对于国家治理信息基础与国家信息能力的核心探讨，未来可重点围绕数字鸿沟背景下国家信息能力的均衡化，以及数字技术赋能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逻辑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和注释已省略）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