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君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计算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王妲奇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研究生。

摘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执政之基。本文基于政治文化解释视角和媒介情境理论，针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年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关系，并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价值观对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及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逐渐降低。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反腐倡廉的长效工作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及时回应公众的各类公共诉求。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民众参与回应环境，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平台中的作用。不断拓展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渠道,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关键词：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任；互联网使用；政府权威；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回顾

政治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重要纽带,它不仅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核心要素,还深刻反映着公众对行政体系的认同程度,并为政府公信力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对于公民政治信任的形成,学术界主要有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解释理论。其中,文化主义理论从政治文化视角出发,认为个体政治信任受到其成长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发挥重要影响;例如有研究从价值观的代际转变角度,探讨了不同世代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政治价值观,个体会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对政府的治理绩效予以感知并做出评估。然而,尽管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但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分歧性。有学者认为,民主的政治文化为信任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相较于权威主义价值观主导的国家,民主主义国家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然而,也有学者基于对东亚国家的研究发现,威权主义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形成产生有利影响。基于以上争论,本研究将从政治文化角度进一步揭示政治价值观影响政治信任的边界条件及作用机制。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达到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在网络时代,互联网凭借其在信息传播、交流互动以及公共参与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形式以及话语表达的模式。互联网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在政治议程设置、公共舆论形成、政民关系改变、公共政策影响、政治监督实施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给政府公共关系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已有学者通过个体认知过程、行为过程、情绪情感过程与自我意识等心理角度分析了互联网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发展的影响关系,但较少有研究从情境视角将互联网使用作为调节变量来分析政治价值观影响政治信任的边界条件。根据媒介情境理论,互联网使不同的社会情境相互交叉、公私场域的分界变得模糊,从而改变了公民个体的角色认知和社会行为。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加深,这种场域的变迁可能会改变公民对政府的既有认知,进而调整着个体的政治态度。因此,本研究第二个目的是,基于媒介情境理论探究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那么,互联网使用是否真的影响了公众的政治认知、态度及事实判断标准(例如政治价值观),进而促使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形态发生变化呢? 为了对政治价值观的作用机制进行直接检验,我们从文化主义理论切入提出政府权威可以中介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根据媒介情境理论,政府权威的展示是一种前台的“表演”,以及相关的场景元素对于权威信息的传递。而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信息纵向或单向的流动模式,公众的信息获取可以绕过过去的传统官方信息发布渠道,这使得社会信息的流动顺序和方向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此时,政府已不再单纯作为信息的发布源头而存在,同时还需要对其他源头的信息做出有效的应对、阐释。可以说,互联网的使用造成政府“后区”行为屏蔽的减弱,也改变了公民对政府的传统认知。因此,在媒介情境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将重点关注互联网使用通过影响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及如何实施调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府或政治体制能够按照其期望的方式有效运行所持有的信任或信心。对于政治信任的来源,学界存在着两种解释理论,即“制度解释论”和“文化解释论”。与制度解释视角下强调人们对政治制度可信性和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会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不同,文化解释视角则倾向于认为政治信任形成于政治领域之外,其建立在个体早年习得的代代相传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个人政治信任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其价值观体系、信仰基础以及长期的社会互动关系,它根植于既存的文化规范“土壤”之中,并于人们成长所经历的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

价值观是个人在生活和行为中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而政治价值观则是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在政治事务中的具体体现,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其对政治的基本态度和信念。一方面,当个体面对政治决策、政策评价或政治事件时,他们会依据自己的政治价值观来判断这些事务的合理性、公平性和重要性,并据此做出选择。另一方面,政治价值观是推动个体与政治系统互动和行为发生的指导性原则,它不仅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还指导个体在政治活动中的具体行为,如投票、参与社会运动、表达政治诉求等。因此,可以说个体的政治信任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基于特定政治对象的价值观反映。新近关于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研究,将包括爱国主义、政府有为、人民导向等中国公民对社会政治系统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特征概括为“济世兴邦”,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下为公”、“政府为民,民众心悦诚服”等传统价值理念相印证。据此类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分析框架可知,中国公民在指向政治系统进行认知评价和形成态度的基础路径,是相互支持而非彼此对抗的。换言之,那些具有明显的“济世兴邦”政治价值取向特征的中国公众,往往会对其所处政治系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信任。

据此,提出假设H1: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二）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

随着新媒体技术及应用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对社会大众产生的改变已不再局限于所承载的信息,而更多表现在基于新旧媒介各自所形成的信息环境而产生的相互融合过程。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之间由于信息交换方式的差异,致使二者各自产生了不同的信息系统。建基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新兴传播媒介打破了过去相对隔离的信息传播环境,孕育出整体融合的信息系统。具体来看,该信息系统极大地增强了个体对于信息的主动控制,降低了人们涉入公共事务各领域的难度;同时,新兴传播媒介在融合不同公共场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公私场域的分界线,使个体摆脱地点环境位置与信息环境位置关联的约束,进而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自由发表言论和意见。此外,媒介情境理论还部分吸取了戈夫曼拟剧理论中的“前台”与“后台”概念;其中,前台强调人们会预先设计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符合情境要求的理想角色,而后台则强调人们会尽力遏制那些可能有损自身形象的行为或活动发生。

将以上理论推引至社会政治领域,一方面,新媒体所造就的场域变迁使社会信息的流动顺序和方向发生改变、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而政府角色也由过去的信息发布主体逐渐向应对、阐释多源信息的位置转换。另一方面,政府形象的构建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前台的“表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大规模使用,个体对政府后台的感知会不断加深,新兴媒介会更多地将政治系统运行及各行为主体的非公开化行为暴露在公共场所下,进而模糊公众的私人感情和公共传播的政府行为,导致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出现衰减。由于环境变化所造成的政府信息垄断地位的丧失和政府“后台”的不断暴露,致使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也有所减弱。

据此,提出假设H2: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具体来看,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降低。

（三）政府权威的作用:中介与调节

权力通常指能够影响或控制他人行为的能力,而权威被视为权力的一种体现形式,人们服从权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服从是正当的、合理的,而不是因为被迫或被操纵。政府权威具有双重理论维度:首先体现为制度性权威,即作为公共治理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对民众行为实施合法约束,这种权力关系建立在法理型支配与服从的基础之上;其次表现为绩效性权威,通过高效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切实保障和发展民众福祉,由此获得公众基于治理效能的价值认同与自愿遵从。具体来说,政府权威主要涉及政治行动者对于自身权力与职能的关注,以及人们对于权力的认识和参与。在此基础上,政府权威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可以分为自上而下的权威论证过程和自下而上的民众对于权威认同的反馈过程。在面对公共事件过程中,为保证信息发布质量,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主流媒体往往更为谨慎且表现出时效性、回应性不足(乃至出现短暂的媒介失语症现象)等问题,进而无法满足公众迫切获知事件相关信息的需要;与此对应,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在参与此类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更偏好即时感、快捷性,信息内容自由且无须经过核验调查即可发布并实现快速传播。因此,借助互联网技术应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更容易赢得社会舆论的优先话语权,进而吸引更多的信息受众关注和参与互动,而与此相反,政府的权威论证过程与民众对于权威认同的反馈过程则均受到制约。由此,在传统路径上政府对主流权威媒体话语权的主导,越来越受到基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新兴媒介的挑战。

据此,提出假设H3a:互联网使用与政府权威之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人价值观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权威取向,具体分为权威敏感、权威崇拜和权威依赖三方面。这种权威取向价值观的实质,是社会生产状况、社会关系状况的反映。中国千百年来的宗法政治、家国同构的制度与文化,共同培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父权型权威”,通过忠与孝的统一,塑造了中国人对于政治系统的态度。随着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长期运作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通过文化渗透和代际传递,现代公众依然会沿袭传统,并形成和表现出一种高度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与行为倾向。而这种对政治或强力权威的认同,则会进一步对政治信任的形成与加强产生正向影响。

据此,提出假设H3b: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至此,我们已经提出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互联网使用与政府权威之间的负相关以及政府权威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进一步提出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民本主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会使中国公众倾向于对政府的决定与行为展现出更强的认可、更多的支持,对政治系统表现出较高的政治信任。而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大规模使用的新媒体时代,随着公私场域界线的逐渐模糊、政府“后台”的不断暴露,政府不再作为发布信息的唯一源头,个体对政府权威的论证过程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冲击与制约,进而影响着中国公众政治价值观对其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

据此,提出假设H3c:政府权威中介了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关系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基于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见图1)。具体而言,一是探讨公众政治价值取向与其政治信任的关系;二是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上述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三是检验该调节效应是否通过政府权威这一中介变量而实现。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样本情况

2022年3月23日至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项目组通过网络平台面向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年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具体实施流程如下:首先,根据各省份常住人口规模确定样本配额,确保每个省级行政单位最低样本量为300份;其次,在抽样策略上,除强制包含省会城市外,每个省份额外随机选取2-3个地级市作为调查点,各调查点最低完成100份问卷;最后,在选定的城市范围内,通过随机方法确定具体区县实施调查。经过严格质量控制,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1000份,覆盖27个省会城市和57个地级市(除直辖市外,平均每个城市样本量为108份)。在11000名有效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分布在18~74岁之间。其中,男性5580人(50.73%),女性5420人(49.27%);在学历上,“初中及以下”3675人(33.41%),“高中/中专/技校”2025人(18.41%),“大学专科”1668人(15.16%),“大学本科”3362人(30.56%),“硕士研究生及以上”270人(2.46%);在收入上,个人月均收入“2000元以下”1257人(11.43%),“2001~5000元”5438人(49.43%),“5001~10000元”3325人(30.23%),“10000元以上”980人(8.91%);在户籍上,本地城镇户口5234人(47.58%),本地农村户口4220人(38.36%),外地城镇户口746人(6.79%),外地农村户口800人(7.27%);在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1247人(11.34%),共青团员2125人(19.32%),民主党派成员或无党派人士228人(2.07%),群众7400人(67.27%)。

（二）研究工具

1.政治价值观。采用郑建君等人编制的中国公民政治价值观问卷,以考察受访者在政治价值取向上的特征趋势。该问卷包含正向计分题目27道,对应有七个维度,分别为人民导向、爱国主义、崇尚法治、公平正义、和平稳定、国富民强和政府有为。本研究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各题项的应答选项设置为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的连续区间。通过计算各测量指标的平均分值,研究构建了反映受访者政治价值观倾向的量化指标,其中得分越高,表明其政治价值取向中体现的经世济民倾向越显著。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信度系数达到0.88;复核效度检验显示,x2=1766.44,df=303,CFI=0.97,TLI=0.97,RMSEA=0.021,SRMR=0.019。

2.政治信任。本研究基于孙昕团队开发的问卷,对原有题项表述进行了适当修订,用于评估调查对象的政府信任程度。修订后的量表由5个问题构成,均测量政治信任这一单维构念。在评分方式上,采用6级Likert量表进行测量,应答选项设置从“完全不同意”(1分)至“完全同意”(6分)的连续区间。通过求取各项目得分的均值,获得受访者的政治信任综合指标,该数值与个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经检验,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达到0.66。

3.互联网使用。采用CGSS系列调查对互联网使用的测量方式,通过一道题目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年对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的使用情况”。对应备选项“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非常频繁”,分别赋值1、2、3、4、5分。受访者得分越高,表明其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

4.政府权威。参考已有研究对政府权威的分析,自编6道题目对中国政府在公民心目中的权威高低进行测量。该问卷由单一维度构成,采用6点正向计分,备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对应取值从1到6分。通过对各题项得分的平均计算,获得受访者的综合评分,分数越高,表示其对政府权威的评价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信度系数为0.74。

（三）数据分析策略

本研究采用SPSS26.0和Mplus8.30进行数据处理与模型检验,具体分析流程如下:第一,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评估核心构念的区分效度,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等方法控制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第二阶段,在完成描述性统计后,根据相关方法学研究建议,采用两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假设模型的主效应及直接、间接和总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最后,采用Johnson-neyman法(简称J-N法)和选点法分别进行简单斜率检验,以细致考察调节变量的影响作用机制。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

（一）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检验主要变量的区分效度,本研究采用Mplus8.3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执行分析前,分别采用先验问卷结构法和因子法对政治价值观、政府权威两个变量的题目进行打包处理,同时利用上述两个变量打包处理后形成的新观测指标进行备选竞争模型的构建与检验。在四因子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备选竞争模型A将“互联网使用”和“政府权威”合并为一个因子,备选竞争模型B将“政治价值观”和“政府权威”合并为一个因子,备选竞争模型C将“政治价值观”、“互联网使用”和“政府权威”合并为一个因子。其中,包含有四个因子的基准模型的拟合结果最好(x2=762.22、df=92、CFI=0.99、TLI=0.98、RMSEA=0.026、SRMR=0.020),表明本研究所关注的四个核心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鉴于本研究中所有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受访者的自我评估,因此采用事后统计方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是否对研究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通过两种方式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首先,运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所有测量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在未进行因子旋转的情况下,第一个因子对总方差变异的解释率为22.01%,显著低于40%的临界值。其次,将所有测量项目整合为一个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不佳(x2=8866.75、df=104、CFI=0.84、TLI=0.82、RMSEA=0.088、SRMR=0.062)。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以推断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较小,不足以对研究结论构成严重干扰。

（二）描述统计结果

表2展示了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研究发现,个体的政治信任、政治价值观、互联网使用行为以及对政府权威的感知等变量之间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人口统计学指标(如年龄、性别、学历等)与上述主要变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后续的统计检验中,将对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控制。

（三）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刘红云等人提出的两水平有中介的调节(2meMO)检验方法进行分析。在对主要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的同时,对性别、户籍等指标进行虚拟变量转化,并对学历(将“初中及以下”到“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5分)和月均收入(将“2000元以下”到“10000元以上”对应赋值为1到4分)两个指标进行编码赋值处理。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并结合贝叶斯估计方法,对假设模型的各路径参数和效应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主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09、p<0.001。第二,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关系的直接调节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67、p<0.001。第三,从互联网使用到政府权威的间接调节前段路径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178、p<0.001;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关系的间接调节后段路径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94、p<0.001;互联网使用通过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关系的间接调节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17、p<0.01。整体来看,互联网使用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关系的总的调节作用(包括直接和间接调节两部分)显著,效应值为-0.050、p<0.01。

采用刘红云等人提出的指标,对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的各路径参数的效应量进行计算。在不考虑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影响中的随机误差的情况下,综合考察公众互联网使用和政府权威感知联合解释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变异,?(f)MO-tot=0.34,表明互联网使用总解释率的后验均值为34%;?(f)MO-dir=0.21,表明互联网使用直接调节效应的解释率的后验均值为21%;?(f)meMO=0.02,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政府权威的间接调节效应的解释率的后验均值为2%。而在考虑对应影响关系中的随机误差的情况下,?MO-tot=0.08,表明互联网使用总解释率的后验均值为8%;?MO-dir=0.05,表明互联网使用直接调节效应的解释率的后验均值为5%;?meMO=0.01,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政府权威的间接调节效应的解释率的后验均值为1%。

（四）简单斜率分析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公众互联网使用在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进一步分析其调节效应,使用Johnson-neyman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发现:在分数标准化处理后,互联网使用的取值在[-3.03,0.97]的范围之内,简单斜率均显著。从图2可知,随着个体互联网使用的增加,其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态度之间的关系有所减弱。

对于本研究所构建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为更好展示互联网使用通过政府权威所表现出的间接调节作用,本研究还采用选点法对间接调节模型进行简单斜率分析。按照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将政治价值观、互联网使用和政府权威划分为高低分组,并绘制交互作用图(见图3)。同时,在变量标准化处理后,选取互联网使用为1和政府权威为0.178作为简单斜率分析的高分组,选取互联网使用为-1和政府权威为-0.178作为简单斜率分析的低分组,结果显示:在互联网使用和政府权威低分组中,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345(后验标准差=0.020、p<0.001),95%CI=[0.307,0.386];在互联网使用和政府权威高分组中,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显著,效应值为0.244(后验标准差=0.023、p<0.001),95%CI=[0.197,0.289]。进一步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高低分组中,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差异值为-0.101(后验标准差=0.040、p<0.01),95%CI=[-0.179,-0.021]。

五、结论与启示

政治信任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当公民对政府和政治体系保持良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时,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能够更高效地运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成本。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使用对于传统的政民关系却产生着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及政府权威对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正向预测作用会显著降低;同时,政府权威会调节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信任的关系,高政府权威会显著提高政治价值观对政治信任的预测作用;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即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通过政府权威而实现。

本研究对提升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第一,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和强化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具体来看,一方面,要通过法律制度建设规范公共权力,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人民导向,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中重点部位、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督,特别要鼓励社会各方参与,推进党内监督、政治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有机统一。第二,政府应回应公众各类关切,并对社会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发布。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网络舆情时,政府应以事实为依据,客观真实、权威快捷地向民众传递信息。同时,各级党委、政府要强化回应效能提升,如加强公务员培训,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回应速度。而作为回应客体,公民的参与程度将直接决定政府回应的效果。为此,政府必须营造良好的参与回应环境、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充分了解和把握不同利益群体和公民的基本诉求。第三,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政府应及时暴露自身“后台”区域,做到信息公开。在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中的平台作用的同时,要重点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渠道。新媒体(如微博、微信等)具有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覆盖面广的特点,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需求。通过这种多平台结合的方式,特别是在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规等重点领域,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和注释已省略）

来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