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
杨睿智
U体育官方网站 - 热门电竞赛事竞猜与娱乐攻略博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具有本质性、稳定性的联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由一系列既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又层次分明的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建国”是总特征，在赋予政党内在“国家身份”的同时，也赋予国家内在的“政党基因”，由此形成政党与国家融合同构的形态。基于此，党以“政党领导”锻造国家建设的核心引擎，以“组织再造”重塑国家建设的基底构造，以“发展导向”激活国家建设的强劲动能，以“人民立场”凸显国家建设的价值底色，以“顶层设计”规划国家建设的行动路线，以“接续递进”明晰国家建设的时空方位，以“共同创造”汇聚国家建设的团结合力。这一以“1+7”为内在结构的基本规律，在实践层面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在知识层面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理论，并有助于基于国家建设的中国经验构建新发展政治学。
关键词：国家建设；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引言：政党建国是国家建设的总特征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总议题。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的实践议程所致，也是政治学对国家这一核心研究对象的理论关怀使然。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倡导，促使政治学研究进一步超越对国家建设进行经验事实层面的精微细述，而显现出创制宏大理论的鲜明取向，其间一个有益尝试就是对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进行系统考察。政党建国是这一基本规律中“壹引其纲，万目皆张”的总特征，作为一个中心性线索生发于国家建构、贯穿国家建设。
一方面，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政党建国是在总体性危机的极限强压下快速完成国家建构的最优方案。鸦片战争后，西力东侵打乱了中国缓慢而凝重的近代化步伐，古典帝制在“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失去了自我再生产能力并走向系统性衰朽；在对工业文明、民主共和等现代性元素的瞩目中，坠入“中心-边缘”结构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食物链底端；在“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的劫难中，落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的颓败处境。从内外交困的总体性危机中破局的答案，最终在效法欧美模式几无成效与列宁式政党振衰起敝、开国建政的现实对比中趋于明朗：中国需要一个强韧有力的“具有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即超越一般政党的常规功能，而直接与“大众运动、建国运动、军事斗争和生产斗争相互结合”。
这样的“政党”不再是“社会建国家、国家建政党”链条上的“政党”，而是“政党建国家、国家建社会”链条上的“政党”。正如孙中山所言，“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然而其建立的党最终在意识形态庞杂、组织体系溃烂和以军控党、以军统政的畸形化运作机制中蜕变为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所建立的国家自然现代品质阙如，其对内力图实行“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对外既无法保全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又在与国际资本的勾连中体现出强烈的买办性和依附性。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以惊人效能集聚关键资源，推动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
另一方面，从分析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结果可以看到，政党建国以革命建国为基本路径，以党政军群一体化结构为运行平台，以政党与国家融合同构为定型化样态。就基本路径而言，党通过对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进行总体性解答，提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将革命带入从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转换、从种族革命向阶级革命跃迁、从共和革命向共产革命递进的轨道。就运行平台来看，党全力集中和高效配置关键资源，将之输入党政军群一体化结构中，借此持续释放国家建构所必需的政治能量。
其一，政党统领军队是撬动政党建国进程的最大杠杆。一方面，基于“党指挥枪”的原则形成军队“是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党“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的观念约束；另一方面，经由“支部建在连上”的全链条组织嵌入，以及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制度创新，构筑起“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的治理体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杜绝了强力资源离心化、逸散化、私有化的风险，解决了近代以来长期困扰国家建构的文武关系问题，而且将军队打造为政党建国的“孵化”机制，即“有了军队，就可以把政权建立起来，把地方党扩大起来，接着把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所以说，有了军队便什么都有了”。
其二，政党统领政权构建了政党建国的最高调控中枢。政权组织建制以政党组织机理为摹本，在宏观层面，民主集中制从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迁移扩散为政权构造的根本法则；在中观层面，人大、政府和政协等政权构成要素采用与党具有高度同构性的层级关系、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在微观层面，党对于“班长”与“一班人”、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工作关系设定，对于各类会议制度的安排，对于群众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塑造，为新政权开展工作编入了元代码。与此同时，党员成为政权的“细胞”，党组、归口管理、领导小组、请示汇报等机制构成政权的“骨骼”。前者意味着党赋予政权以独特基因和生命形体，后者推动党进入政权的常态化运行，二者结合形成了政党统领政权这一政党建国的最高中枢系统，以此一体化调控相关实践。
其三，政党统领群众成为政党建国的“发动机”。政党建国的过程也是人民建国的过程，因为党早已从一个城市精英和工人群体的政治组织，转化为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渗入整个社会肌体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并有机团结不同阶层的大众运动。换言之，党在葆有先进性的同时，建立起与群众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具体而言，党恪守“只有先觉者，才能觉后觉”的基本信条，但并未因此落入精英建国的窠臼，而是立足“工人、苦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只要唤醒、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即可成为强有力的队伍”的具体行动中。在这一逻辑的指引下，党认识到“把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联系起来，使各方面工作都能进步，都能发展，都能健全，基本的环子就是开展群众工作”，通过统领群众来建军而将军队塑造为“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通过统领群众来建政而使“政权建设成为更广大的群众运动”，最终“为动员计划之‘舟’准备好汪洋之‘水’”，并以这种“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民建国运动为新型国家注入人民性的底色。
综上观之，政党建国既赋予政党内在的“国家身份”，又赋予国家内在的“政党基因”，使建党与建国一体两面、治党与治国互为表里，形成政党与国家价值取向相契合、制度结构相嵌合、运行过程相耦合的融合同构形态。正如刘少奇所言，“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中国共产党的前进与后退，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与后退”。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总特征和根本点。
一、政党领导：锻造国家建设的核心引擎
“先锋队”“领导核心”“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主心骨”“压舱石”“定盘星”的定位，要求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而党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一作用，是因为其对政党建设与政党领导、政党全面领导与政党集中统一领导以及政党主治、人民主权、法律主导等关系的有效调节。
第一，政党建设与政党领导构成一组“内-外”维度的结构性关系。从明确政党建设在“三大法宝”中居于核心地位，到改革开放后“发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再到新时代强调以党的自我革命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它们共享的一个逻辑就是只有“内修”才能“外治”。作为一种正向赋能机制，政党建设是政党领导力的“生成器”。党通过对自身价值信仰系统的纯化、组织严整性的维护、制度规范的建构和作风问题的整饬，形成“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高能量状态，并以此催生更具凝聚力、战斗力和感召力的领导行为。作为一种反向矫治机制，政党建设或表现为雷霆万钧、重典治乱地整肃腐败，或着意于日常性地防范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滋生。两种机制均以自我约束和自我规制的方式消弭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侵蚀，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由此，为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注入了一种“嵌入人民性的自主性”，即政党能够根据人民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政策的创议、决断和执行，而不为利益集团、权势团体所干预、挟持和“俘获”，进而以人民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或权力逻辑、以长期主义而非短期主义确保现代化资源更具普惠性和共享性地回归社会、回归人民。
第二，政党全面领导与政党集中统一领导构成一组“横-纵”维度的结构性关系。“全面”是将领导的对象、要素、资源、机制和功能进行横向扩展，体系化地覆盖政党、国家、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场域。在此基础上，党对于关键场域提供领导强度和精度更高的制度供给，包括对军队、政法机关等强力系统实行排除任何异质性因素介入的“绝对领导”；划分出“党管干部”“党管经济”“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党管教育”“党管科技”“党管人才”“党管农村工作”“党管外事”等直管专管事项并健全工作体系；围绕国家级重大战略建立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机制，等等。“集中统一”是纵向地将作为“细胞”的党员、作为“末梢”的基层、作为“躯干”的地方、作为“大脑和中枢”的中央有机联结起来，从上到下领导意志层层递进，从下到上政治认同层层递归。换言之，集中统一领导是集中统一于政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组织，而这源于群众划分为阶级、阶级由政党来领导、政党由领袖集团来主持的列宁式政党的基本规定，创发于“党内团结统一、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国家建设环境，落实于以民主集中制将党形构为“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的制度化过程，实践成效便是政党的中央之于整个政党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这种横-纵结合的领导体系，使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近代以来分散化、离心化乃至割据性的权力结构，实现了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管理，从而为超大社会基于社会主义取向实现赶超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第三，政党领导在政党主治、人民主权、法律主导的复合机制中具体地作用于国家建设过程。作为现代政治的根本，人民主权通过基于委托代理形式的代表机制得以呈现。党同样以“人民委托我们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党执政的“核心是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等话语来表述权力授受链条和代表关系，但其内在原理则建基于科学社会主义框架内的“规律-使命式代表”，而非自由主义脉络中的“选举式代表”。具体而言，由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求、先进文化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出于公心、体现公意、谋求公利的行动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与承诺，是党代表人民执政掌权的核心理据。与此同时，党还基于普遍选举、随时罢免、严格遵守委托者指令以及议行合一等原则，团结带领人民组织更具民主性和行动效力的新型代表机构。这一机构以其参与范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而被认为“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此外，持续吸纳民意的群众路线机制、融贯权力运作过程的协商治理机制、最大限度扩充政权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机制以及发挥“桥梁”“纽带”“传动装置”功能的群团工作机制，也构成了党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根基。这一人民政党受托于人民主权来运行具体治权的过程，在历史殷鉴与现实效用评估之间选择了法律主导而非个人或运动主导的方式，从而行进在理性稳健、温和可控和追求建设性的轨道上。由上观之，政党主治、人民主权、法律主导的交互复合使政党领导具象化地呈现为：代表人民的政党依宪依法地对国家建设的各个节点、各个维度、各个面向，实施权威性、强有力的总体治理。
二、组织再造：重塑国家建设的基底构造
唤起民众、组织起来，化散为整、合众为一，既是近代中国实现自我救赎的“解药”，也是其重建国家、转向现代的门径。陈云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只有有组织和统一才是我们的武器，才是我们的力量”这一深刻洞见。三十年后，塞缪尔·P·亨廷顿以近乎一致的论断收束《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提出“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就党的组织动员能力而言，于内对照则和“有上层而无基础”“有党员而无民众”“有组织而无训练”的国民党尽显云泥之别，于外比较则被西达·斯考切波判断为“中国的政党或军事组织不单单同法俄两国一样，是控制国家与管理社会的工具；而且还是大众动员的机构”，并具体地展现为党凭借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既彻底结束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低组织化乃至无组织化状态，又以现代化为取向再造一个统绪相接、多元一体的大一统国家。
一方面，由精干强固的组织内核与层层嵌套的组织外围所搭建的同心圆式组织动员结构，为组织再造提供了基础性框架。该结构往往具象化为“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的行动逻辑。首先，正如周恩来所言，“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这便是组织结构的核心所在。其次，“从组织方式上来区别民众组织”，甄别出以“产业”“职业”“地域”“年龄”“性别”“阶级”“信仰”等为“界线”的各类民众组织，并根据其重要性进行资源的倾斜化、细粒化配置。例如，面向农工青妇等基本群众系统性铺展党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并使之成为“桥梁”“纽带”“学校”“国家政权的社会支柱”；借助于党员嵌入、观念濡化和开展互动合作等方式，向其他既有的群众组织延伸触角；关注“群众中的领袖”，因其与群众可以说是“存在着无形的组织的”，故而“争取了他们，即间接地团结了群众”。最后，灵活运用“把下层群众工作和中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适当地结合起来”的策略。正如李维汉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只能是非基本的、辅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工人阶级必须积极争取这个非基本的联盟，才能掌握全部的领导权”。至此，这一独特结构的全貌得以清晰显现：它以党为中心内核，其他构成性要素根据政治身份差序化地结成不同组织层次，各层次既环环相扣又存在松紧、强弱、远近不同的关联，既向心内聚又如水波纹一般逐层外扩、传导能量，其背后的机理则在于“没有区别是不好的”，而“惟有区别才能领导”。也就是说，组织再造不仅不以身份差别为桎梏，反而将之视为开展动员的前提和动力，即根据特定标准勘定身份差别，据此对相关个人或群体进行敌或友、主或辅的清晰政治画像，从而建构一种既“亲疏有别”又“化疏为亲”、既全员化整合又分众化施策、既逐层突破又层层发动的独特组织动员格局。
另一方面，观念文化重塑与政治经济重组一体两面地支撑起组织再造的实现过程。毛泽东以“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揭示观念变革的先导意义，党在实践中形成“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且前者为后者“开辟道路”“巩固阵地”的规律性认识，均指向从“唤醒中国”走向“组织中国”，以启发阶级觉悟、民族觉悟和新道德为取向的社会主义式启蒙引领救亡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有组织展开。这种观念文化重塑在基本取向上显现出一个从当下性到超越性的连续统。当下性意在以剥削与劳动、阶级与革命、政党与群众、民族与国家等宏大政治话语重述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使之与个体生存境遇、情感空间以至整个生命体验建立直观可感的因果关联，并转化为人们对于是非、善恶、得失、苦乐、爱憎的情绪性感受，对于谁或什么是“好的”或“坏的”的直接判断，最终激活其对于组织动员行为的感知、认同和参与。超越性是从“原理”“规律”“科学”“真理”的高度把握上述话语的义理系统和终极意义，并形成大公无私、忘我利他、牺牲奉献、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道德感和价值感，实现从“旧我”到“新人”的转换，进而处于理性与道义的双重制高点，更为自觉地投入组织再造变革。当然，上述内容的实现都有赖于宣传机制的开动，即在载体上“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在方式上讲求“民主平等”“区分层次”“重视法制”“依靠社会”“善用传媒”，在效果上“使我们的国家整个地变为一座伟大的学校”。这样，经过全场景、多维度的观念文化重塑而“唤起工农千百万”，把大众“有觉悟地”引入现代化国家建设，并由此孕育出一个极为注重道德激励、伦理规范和意识形态觉悟而不仅仅是常规化、科层化运作的国家治理体制。
与此同时，党通过政治经济关系重构推进组织再造，并形成“寓民主化于组织化之中”的行动逻辑。在乡村社会，党以土地改革为撬动性抓手，通过党支部、村政权、贫农团、农会、民兵队等组织建制的培塑以及工作队的权威性嵌入，推开以贫弱农民为中心的“剥夺剥夺者”的经济资源再分配，打碎旧式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系统性支配。这种经济上“土地还家”、政治上“重组基层”的秩序重构，将农民这一历来被视作“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锻造为革命的主力军，结束了晚清民国以降乡村精英流失、组织生态恶化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困境，使政党体系一竿子插到底地扎根乡土社会，并将之引向有组织、有计划的现代化进程。在城市场域，党建立以单位体制为主、以街居体制为辅的组织架构。前者确保“党的组织和领导主要通过从上到下组织严密的部门和单位来实施”，但这种组织和领导是在不断克服科层治理与大众参与、平等主义与社会分层的可能张力中展开的。比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进而在组织内部塑造一种平等团结互助的同志式社会关系。后者旨在“把工厂、商店和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通过群众自治，实行基层直接民主”。可见，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党均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对其进行政治经济关系改造，又在此基础上将其组织化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寓民主化于组织化之中”，“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与“民主下乡”是并进的关系。这个逻辑是一贯的，党在新时期因应改革发展形势扩大自身组织覆盖面和扩大人民民主是如此，在新时代基于党建引领的再组织化助推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也是如此。这样，国家角色现代转型的双重意涵，即国家权力下延和结构集中化与国家权力性质的公共性、人民性改造，便完整地呈现出来。
三、发展导向：激活国家建设的强劲动能
党将“发展”作为最关键的齿轮嵌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链条之中，以社会主义理念定向发展，以共生共强结构促成发展，以复合战略体系驱动发展，发挥其“一子落而全盘活”的作用，助推社会主义东方大国走向现代化。
第一，作为一种批判、克服、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并使现代文明得以更迅捷、更合理、更健全、更均衡成长的制度、思想和运动，社会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即意味着在公有制根基上通过“驾驭资本”的创造性实践以至“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发展方式，使资本不仅不成为与劳动、与社会分裂对抗的盲目的异己力量，反而服从并满足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需要；意味着在集中全社会力量有计划地、打破常规地推动经济增长、财富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同时，对劳动者的权利、机会和尊严给予充分关照，满足成果分配的公正性需求；意味着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前提下，立足共同体整体调适群己权界，增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互助、协作、团结，使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形成互馈循环，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在以丰裕物质资料保障共同体存续绵延的基础上，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多元化地满足人们对于民主平等、自由法治、公平正义、求知审美的精神享受需要，使社会成员普遍处于一种幸福的存在状态；意味着在摈弃对外掠夺、殖民扩张的自我约束下，既策略性地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又自立自强地摆脱自身外围性、边缘化的地位，并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中谋求世界秩序和平、渐进、向善的变革。以上多重维度构成了社会主义之于国家建设的本质规定，而这也正是孕育发展理念的思想母体、勾勒发展远景的根本依据，并作为启发性的力量引领发展过程的动态展开。
第二，构筑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共生共强的主体结构，共同推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向新向优的整体性发展进步。有力政党以理论力、学习力和前瞻力勾勒发展图景，以政治定力和政治决断力驾驭发展全局，以决策力、号召力、动员力助推跨越式发展，以凝聚力锻造追求赶超发展、竞逐现代化的全民意志；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意味着，政府不仅通过提供秩序供给、促进文教发展和强化社会保护为市场成长创设优质环境，而且通过调动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工具箱直接调控市场行为，并力求这种介入既温和节制又敏捷有力，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过程，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有机社会以风险互担、安全互系、信息互联、交往互嵌、生活互助、治理互构、利益互惠、心灵互通的共同体再造消解现代化挑战，因应后现代症候。在这一架构内，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既不是在你强我弱、此盈彼亏的极化思维中如钟摆一般起伏波动，也不是如新自由主义对人性自利论、市场神话和小政府近乎狂热的偏狭言说，而是在政党先锋引领作用、政府管理服务职责、市场创新创造能量、社会活力有序生态之间形成交互叠加、协同嵌套、效能倍增的乘数效应。
第三，作为一种化解发展中各种内在张力的务实选择，以及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辩证统一的思维方法在发展领域的运用，复合型发展战略在多重维度得以展开。比如，发展路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辩证结合中得以锚定；发展轨道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推进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中畅达贯通；发展框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向融合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协调并进中搭建成型；发展规范依赖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的配套衔接；发展要务的超高速完成得益于科层治理与动员治理的协同兼容、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战略对接、整体规划与分散试点的磨合互适等一系列独特机制；发展节奏在“又好又快”“破立并举”“稳中求进”“量质并重”的综合平衡中，在渐进改革与重点突破、增量扩张与存量调整、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交叉演进中，力求达到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张弛有度；发展环境经由改革力度、发展速度、社会可承受度的动态调适实现韧性稳定；发展的纵向格局在中央政令畅通与地方政府的竞合互动中搭建，既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又助推区域间的合理竞争与协同联动；发展的横向布局在保持国家主权独立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强化国内循环与对接国际循环中拓展。这种将发展的各类动力要素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地组合在一起的独特战略，有力驱动了国家建设进程。
四、人民立场：凸显国家建设的价值底色
主权在民是现代政治的价值基座，但西方和中国对它的理解和呈现方式有着显著分野。前者利用抽象的“人民”名义确立统治的正当性，在实践中则以“选民”分割“人民”、以“选主”掏空“民主”、以“人民同意”置换“人民统治”。这种在理念上被神化、在实践中被系统性“降解”的情形，致使“人民”成为“一个留待出场的抽象权威”而非“一种行动中的可见的具体力量”。相较于西方，“党是人民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党使人民成为人民”，构成中国语境中的“人民”孕育成型、持续成长，并在新国家新社会建设运动中发挥决定性力量的根本机制。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人民”呈现为一个具有阶级自觉、先进观念、平等团结互助精神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以革命阶级联盟为原型，以工农普通劳动者为主体，以公有制社会为根基，以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依托，以有机统合性、多元一体性、弹性包容性为特质，成为国家的主体、实质和根基所在。这种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底色的国家形态，从权力、利益、权利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最根本要素出发，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以本质规定性。
第一，维护权力运行的人民属性，凸显“人民权力”的公器属性。首先，在构权上强调党管干部与扩大民主的有机统一原则。党通过领导和把关作用防止“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同时强化人民在干部选育管用各环节的真实参与度和发言权，并使被授权者直接、日常、持续地与人民发生切实的关系。可见，权力授受的重点不是在“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之间作出简单化、一次性的选择，而是更具实质意义地解决权力的人民属性的落地问题。其次，在运权上倡导发扬民主与科学集中的有机统一原则，前者要求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协商共治，后者旨在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有力执行，二者的结合意味着权力运行过程要对多元、异质、流动的民意诉求进行系统性吸纳、包容性整合和回应性治理。最后，在控权上突出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的有机统一原则，以此矫正公共权力的非公共化运用，消除“资源向精英聚集”“权力向资本倾斜”的可能性。党以人民立场凸显构权、用权、控权的价值底色，体现了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使政治权力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即“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而是成为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有组织的治理力量，成为人民建设国家、国家造福人民的公器。
第二，促进利益分配的普惠共享，推动“人民利益”的完满达成。首先，基于民主原则释放利益表达，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下经由若干民意汇集平台，主动性而非被动性、全链式而非间歇式地获知普通民众利益诉求。其次，基于整体原则进行利益综合，根据“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基本判断，在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结构性约束下对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关切作出正反馈。最后，基于正义原则展开利益协调。“在市场经济的生长中，政治体系的正义供给是必不可少的功能”，“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下，对正义的要求更高”。这种正义供给不仅摈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涓流经济学假设，即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体制既可以把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无限获利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也可以自然而然地使增长成果以涓流的方式惠及社会所有群体，更在破除这一误解的基础上把市场活力激发的创造性破坏与社会保护机制结合起来，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均等改善为指向，以共同富裕为愿景，正向调节增长与分配、资本与劳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推动国家建设中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公平与公正的分配状态。
第三，追求权利保障的充分完备，助力“人民权利”的平等实现。作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一个整体性的公共人格，“人民”同样“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人民”是在一体与多元、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中得到理解和塑造的，“与其说是一种将个体归摄于抽象整体之下的集体主义，毋宁说是一种试图打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壁垒并寻找重新统一人的实存的这两个方面的关键点的尝试”。这就意味着，“人民”绝非西方政治理论所曲解的那样，会对个体形成压制甚至吞噬；相反，作为“人民”一员的每一个个体都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这种赋权赋能具体现实地贯穿国家建设之中，既实现人民的政治解放，使人无差别地获得政治权利，又助推人民的社会解放，使人在消灭阶级剥削的基础上逐渐摆脱人对物的依赖性，摆脱一切外在异化关系的束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化发展，贫困治理的持续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均是人民权利在国家建设中得以充分完备保障的集中体现。
五、顶层设计：规划国家建设的行动路线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阶梯式递进作出顶层设计，是党扭转国运、推动赶超、引领现代化潮流的重要秘诀。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这种紧迫感，既源于中国无法再像先发国家一样平波缓进、抢占先机地利用几百年时间完成现代转型，又源于全民族在西升东降、内忧外患的大变局中重返强国之林、重焕文明荣光的复兴意志，并同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与资源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有关。邓小平在乘坐超特快列车时所说的“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以及“鼓足干劲”“时不我待”“发愤图强”“奋起直追”等话语在不同层面、各个场景中的广泛运用，无不体现出这一点。释放历史紧迫感，并将历史主动与历史耐心、短期突破与长期主义有机统一于国家建设的关键手段，便是接力赛式地完成一个个五年规划；同时不容忽视的是，这种高度的计划性既为历史处境所塑造，又是所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由国家的计划来实现有意识的社会调节的”。其既以社会化生产和生产的有组织性为条件，更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为基础；既依靠与有计划的行为相关的一般科学和技术，更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上述背景下，党以五年规划全面设计国家建设的行动路线。
从认知起点上看，以五年规划勾画国家建设远景呈现了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科学编制与民主编制的有机统一。首先，建构理性相信人可以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设计美好社会，演进理性则突出理性的限度和边界，认为社会制度是不断试错、日益积累的结果，或者说是经验的总和。虽然哈耶克认识到二者的不同，但将这种不同放大为非此即彼的对立。中国日臻成熟的五年规划则体现了二者能够相反相成、互为补充，既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引领国家建设实践逻辑，又使规划成为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历史镜鉴的结晶，成为政界、工商企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在共识型决策体制下多场景、多主体、多轮次协商互动的成果，其间有“上下来去”的沟通磨合，有碎片化知识的创新集成，有不同利益要求或价值理念的相互妥协，最终将规划置于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耦合互促的基础上。其次，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于这一总体目标，党围绕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实现广泛共享的高速增长，以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不同阶段的重点、短板、弱项，精准提出靶向性的战略和策略，进而把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结合起来。最后，五年规划的制定力求成为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典范，在协商、起草、论证、咨询、评估、调整的过程中引入科学高效的程序、方法、技术，同时增强开放度、透明度和参与度，达到马克思所构想的状态，即实现“按照社会总体需要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有计划的调节”。
从实践落点上看，以五年规划推进国家建设行动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位推动与层层分解、激励发展与优化治理的有机统一。首先，在宏观层面，五年规划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规律。在中微观层面，计划经济时代遵循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规律以及投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拓展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规律、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文化建设规律、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规律、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以及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规律等，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为五年规划提供了基本遵循。此外，规划不仅与客观规律相符合，还与人民性理念进行价值对齐。其次，最高层推出的国家级五年规划前瞻性、纲领性、战略性地谋划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布局、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以及社会公共事务，总体把握这些议程的时间表、路线图、优先序、时度效，随后是条条上各部门差异化分解规划，块块上各区域逐层级细化规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年度规划以及若干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全方位支撑规划，并立足这一政策网络形成上下贯通、条块联动、权责明晰、协同发力的规划执行体系。最后，五年规划不断褪去仅聚焦于经济事务的单纯指令性计划的色彩，并日渐成为内嵌发展与治理两条线索、统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的复杂系统工程，既旨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探寻动态比较优势，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又统筹公共事务治理，以制度创新规制多元主体行为、协调利益关系结构，提供标准化、均等化、法治化的管理服务。
六、接续递进：明晰国家建设的时空方位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是一个按计划推进、依步骤落实、分阶段突破、跨世代接力的接续奋斗进程。这种接续递进的特征在五年规划等宏观政策的前后衔接、压茬推进上得到了最为直观的呈现。不容忽视的是，习近平关于“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的论断，提示我们要基于大历史观、大文明观、大时代观来进一步审视和把握国家建设的接续递进逻辑，将之置于社会形态变迁演进、文明形态内生演化的轴线之上。惟其如此，才能更为完整、更具深度地理解其接续递进的厚重意蕴。
其一，在社会形态变迁演进的轴线上，国家建设的接续递进呈现为在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内部进行“连续谱式的结构改进”，并“形成了由一些标志性转折点划分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个连续谱的设计原理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三形态”说，“两个不可避免”“两个决不会”的判断，从资本主义社会到“革命转变时期”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演进路线，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等一系列关联性命题。党对于这些命题进行中国化运用的精彩之处，在于有效“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将国家建设落实为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梯次分明、环环相扣，在长时段上属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的完整进度表，在中时段上根据“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等经典论断获得具体时空坐标，在短时段上具体化为“三步走”发展战略、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以及若干五年规划。由此，国家建设的接续递进过程，便分解为远近相互映照、高低错落有致、长短各有边界、前后继起相连的不同环节和阶段。
其二，在文明形态内生演化的轴线上，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取向的国家建设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与中国“化”现代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中华文明在生生不息的历史脉络中实现因革损益、完成新陈代谢的关键一环。“中国”既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指称，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围绕政治中心，以向内凝聚的方式塑造超族群、跨地域、统合多元文化的大一统秩序，成为“中国”在宏观层面的构造原理；国本系于民本、政道重于政体、德治胜于威权、贤良谋于善政、教化优于刑惩、良序成于人伦的治理传统，构成“中国”在中观层面的运行规律；群己合一、协商共治的交往之道，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崇德崇圣、立己达人的向善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守经达权、穷变通久的进取思维，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精神气质，滋养浸润着“中国”的微观生活世界。上述文明要素贯穿从古至今不同形态的政治体之中，实质性地为不同政治体提供存在的道理、运行的通则、生命的根基，成为融入其血脉、刻在其基因中的“民情”“国性”。这种“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家为文明之“肉身”、文明为国家之“灵魂”的政治-文化生命体，即文明型国家。
作为文明型国家典型样本的中国，以其连续承载创新，因能创新得以连续。中国的国家建设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形成以民族国家为形式结构、以民主法治国家为规范结构的现代政治体系，接入市场经济体制和工业化机制，孕育多元包容、理性相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成就了“当惊世界殊”的现代化奇迹。就事实而言，这些现代性元素并不神秘，有的已经存在于既有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中，或藏而未露，或已经形成原始基础，只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未能充分展现，需要新机制加以唤醒、激活与创造性整合；有的虽为外来他物，但由于中华文明变与常、动与定、一与多的辩证法及其强大容纳力，通过“以己化他”实现“化他为己”。可见，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实际上是中华文明为了生机畅达、永续发展而进行新陈代谢的机制，“中国”还是“中国”，但“中国”又是崭新的“中国”。因此，就要把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理解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180多年近代斗争史、100多年党的奋斗史、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40多年改革开放探索史、10多年新时代变革史积淀而成的盛大基业、接续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所开拓的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
七、共同创造：汇聚国家建设的团结合力
党在国家现代化转型中革命性地建构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形态，即实现党领导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联合、团结、和谐，并基于这种最广泛的联合、团结、和谐，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种“天下为公”“天下共治”的共和实践，推动千年古国在保持内在整合的前提下整体转向现代，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实践。
第一，以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为国家建设汇聚合力。党始终持有这种观点，即其所要建构的政治秩序“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而不是我们一党包办，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共产党专政”，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正因如此，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塑造合作型政党关系而非权力争夺型或权力垄断型政党关系，并基于坚持党的领导与促进多党派协商合作、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强化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引领与真诚接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提高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的有机结合，使共产党领导与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与多党派参政统一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力求在人民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事业中，彼此竭诚合作，大家作出成绩来”。
第二，以多元一体的国族建设为国家建设汇聚合力。党不仅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在独立和解放的基础上“以国为家”，还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耦合共进、一体两面的有机联系，强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上述内容的实现，均依靠正确且不变形走样、持久而又极为灵活的国族建设，即“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辩证把握一体与多元、统一与自治、国家形式的民族与非国家形式的民族、作为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与呈现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与少数民族权利规范、民族治理与宗教治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民族治理与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推动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与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关系，确保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第三，以包容互动的阶层整合为国家建设汇聚合力。党塑造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各民主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份子共同组织的联合政府，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他是联合的政权，他建立的政府叫联合政府。不同的阶级联合在一个政府里”，以“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可见，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就筑基于阶级阶层的有机整合之上，其间的政权建制始终带有“统一战线政权或联合政权”的性质。在后续发展进程中，包容互动的阶层整合既表现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清理社会地基，推动各阶层在平等的社会结构中“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也表现为在发挥基本群众的主体作用的同时，将新的社会阶层纳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范畴，打通其与国家的政治结构、公共治理和政治录用的关联，推动各阶层在高速经济增长与强社会流动性的同时发生中普遍获益，还表现为基于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各阶层共有高度政治认同、共建活力有序社会、共享国家建设成就，在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中合作互利、共同进步。由此观之，虽然阶层整合在不同历史时期方式各异、表现不一，但目标却一以贯之，即为国家建设创构生机勃勃、活力涌流、兼容发展的阶层结构格局，使之在消解利益摩擦、政治分化、社会冲突等可能风险中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在社会长期稳定中助推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以同心同德的海内外同胞关系为国家建设汇聚合力。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一个覆盖大陆范围之内，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一个延伸大陆范围之外，是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盟。两个联盟构成统一战线的有机整体：前者是核心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后者是重要支撑，“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可以在祖国统一、主权完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问题上求同。只要爱国，赞成祖国统一，不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就应当加以团结”。基于此，党一方面立足“一国两制”的框架，在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中求同存异地聚合港澳同胞力量，在强力反“独”与积极促统的有机统一中推动台湾同胞投身祖国统一、民族复兴进程；另一方面，在凝聚侨心与汇聚侨力的有机统一中，使侨胞的爱国情怀、经济实力、智力资源、商业人脉融汇于国家建设之中。在这一基础上，党得以最大限度凝聚起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创造国家建设伟业。
结语：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构建新发展政治学
本文系统考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以“政党建国”为总特征，以“政党领导”“组织再造”“发展导向”“人民立场”“顶层设计”“接续递进”“共同创造”为基本特征和要素，呈现出“1+7”的内在结构。就实践层面而言，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最有力地把巨大规模的人口组织起来，并通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团结凝聚各方力量，以人民性为最根本价值取向在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建立起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最具连续性的顶层设计力求实现最快速的经济发展，发展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推动现代化成果更普惠包容地惠及最广大人民，以此形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这里的“新”不在于时间先后，而在于其所展现的“人无我有”的开拓性、“人有我优”的先进性、“人优我特”的独创性，在于其解决了人类现代化实践中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提供了更为均衡合理、包容向善的现代化范式。就知识层面而言，从国家理论特别是以国家建设理论为焦点的当代政治学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建设理论的生成过程。这个理论凝结了国家建设的中国经验，对中国何以从“世界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从“现代化理论的搬运工”到“现代化新知的探索者”进行了政治学言说，以直接或间接、证实或证伪、补充或修正的方式，给既有政治学知识体系，特别是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问题及相关问题为核心观照的发展政治学，带来迭代更新的难得机遇——基于国家建设的中国经验构建新发展政治学。这也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可行方向。
来源：《行政论坛》2026年第4期
